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以上，总量超过1.3万亿元，北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特征已经形成。同时，作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升级的需求，世界范围对经济、科技制高点以及国内地区间对高端要素和产业资源的竞争也日益加剧，需要更注重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影响，北京发展中城北重、城南轻，东北部快、西南部慢，城里快、城外慢的特征明显，区域的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000万，机动车保有量近500万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污染较重、垃圾处理难，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摊大饼”的粗放发展越来越背离首都功能定位。后来在“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主动降速，把今后五年年均增速确定为8%，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中最低。2011年上半年，北京市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加大力度，按照中央保障民生的精神，对房地产、汽车和金属工业同时进行主动调控，先后出台了房屋、汽车的限购措施，使近年来机动车过快增长、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主动对北京工业支柱企业首钢进行搬迁调整，使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加快了北京产业的升级。这三大调控，吃掉了北京1.8%的增速，也就是北京与全国平均增幅的距离。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北京的GDP增速为8%，比往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

 

    从发展的速度上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可喜的一面。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西部的GDP增速总体超过了东部地区，两者在总量上的差距已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前者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取得的，速度越快，粗放的程度也越深。中国科学院2011年7月29日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对全国各地GDP质量指数（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进行的排序中，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江苏位列中国各地区GDP质量排行前五位，而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有专家指出，上述报告的公布有助于“让公众科学地认识GDP，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抛弃GDP”。并强调“科学认识GDP的核心是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

 

    4.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放纵，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他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困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做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到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的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要靠这些钱根本不够。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5.当今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在“物质化”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才能在面对诸多困难与诱惑时做到有所坚守而不迷失自我？

 

    洪战辉，1982年6月出生。在他13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要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和一个捡来的弃婴妹妹，并且还要坚持学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放弃，带着妹妹上学，打工挣钱养家，一直坚持了12年，不仅使妹妹健康成长，也使父亲病情好转，还迎回了母亲，自己考上了大学，全家重新团聚。洪战辉说：“出身贫寒，我渴望富有；经历苦难，我追求幸福；人们同情弱者，我选择坚强。在我心中，只有感恩和爱。”

 

    2011年8月31日，成都市的出租司机曾文华拉载的一位客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一个装有黄金首饰（价值150多万元）的纸箱子遗失在副驾驶位置上。曾文华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将箱子送回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并在警方的帮助下交还给了失主。有人说他真傻，失主没有索要发票，也不知他的车型、车牌号和他的名字，就算不还，肯定也找不到。“不求富贵，但求心安。”曾文华告诉记者，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捡到东西，以前捡到手机都会亲自开车给失主送回去，“只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笑了笑说，“如果把它藏起来，我这辈子都会背上包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简单幸福地生活了。”

 

    郭明义，52岁，鞍钢齐大山铁矿公路管理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明义一直坚持提前两个小时上班，15年来，累计献工15000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他坚持20多年做好事，资助工友，向希望工程捐献，无偿献血，他的献血量6万余毫升，可以挽回75个危重病人的生命，他还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0多年来，已经累计捐款12万余元，帮助189名贫困学生重返课堂，让300多个家庭重新荡漾起笑声。有一个问题，天天有人问：“你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他说，做好事挺快乐的，晚上睡觉很香，这种成就感胜于金钱和财富带来的价值。平日里，老郭没事总爱写上几首诗，唱上几句歌，享受着这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同事们也被他的积极和乐观深深地感染并带动着。在他的号召下，有1700多名矿工和居民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200多人成为捐献遗体志愿者，2800多人参与希望工程助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9月对101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当下亟需倡导“袁隆平式财富”，所谓“袁隆平式财富”就是说财富的内涵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公益、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的进步。曾经有一个财富榜将袁隆平院士评为“名誉富豪”，认为凭借他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其身价足以超过1000亿元。袁隆平回应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他坦言自己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已经很满足了，“对金钱我不会挥霍浪费，但该花的还是要花。”2011年9月19日，经专家测定，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标志着我国杂交稻技术在世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成绩也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四五亿人，造福整个人类。已经81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80后”。他说，希望自己成为“90后”时，能够实现超级稻亩产过1000公斤的目标，这是他的梦想。

（编辑：Singo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