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围观公共事件，少一点职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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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舆论场比较热闹。先是接连发生的“拦高铁”“堵高铁门”事件，引发整个舆论场对于规则的讨论;后在成都，一条狗的死亡，招致巨量围观。而事件中，都有一个涉及当事人的标签被提炼出来：教师(后者当事人实际上已被辟谣非教师)。同样也是在这两天，上海一位2年前殴打医生的女教师，要参评高级职称的消息，再次在网上引发争吵。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职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教师，所受到的社会道德期待之于一般职业相对更高。人们希望某些职业群体比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承担相对更高的道德责任，也并非完全的苛责。但是，很多事件中的当事人对规则和道德的突破，其实更多触碰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他们也并非是以职业身份介入事件。那么，将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并且指向对整个群体的定论，其实有失公允。

　　就以最近的例子为例，无论是“拦高铁”，还是“摔狗”，本与当事人的教师身份无直接关联。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公共道德与规则意识也不必然是其职业道德、职业表现的投射。在事件的围观和传播中，过于突出当事人的职业，甚至由此发出感叹：教师到底怎么了?显然容易造成一种误伤，由此可能带来的对教师职业的污名化，不可不察。更关键的是，任何职业被污名化的后果，都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

　　一些受污名化之累的领域，其实已经在显现某种无法被忽视的连锁反应。比如，就在最近，在全国范围都较普遍的流感，让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而在剖析其原因时，儿科医生的风险高、受尊重程度不足，成为答案之一。其他类似的不少职业，因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降低，也都显现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将这些现象都归咎为职业的污名化当然不合理，然而，不当的形象联想或粗暴的职业标签，令部分职业承受了不必要的形象伤害，应是事实。

　　包括突出当事人职业身份在内的“标签先行”现象，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网络传播的内在规律使然。但一些标签格外受到“青睐”，能够一次次击中舆论的“痛点”，背后或许还有着某种社会集体焦虑在发挥作用。

　　这些年在舆论场中相对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职业，教师、警察(城管)、医生，他们背后所对应的教育、法治、医疗问题，也恰恰契合了当前社会和时代主要的焦虑抑或是困惑。一方面，这类职业在公共事件的传播中更易被提炼出标签，或确实是因为当事人在相关事件中的职业表现，与人们的普遍期待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在“恨屋及乌”的公共情绪驱动下，社会的某些权利焦虑，在突发性事件中被放大，从而转嫁到具体的当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对整个职业的“负面”联想。而这种污名化形成路径的根除，就不能仅仅依赖于舆论的自省。

　　没有哪个人能够为整个行业代言，将个人的不当表现，动辄上升到对职业群体的“定性”，却很可能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污名。并且在这种标签思维下，职业角色与公民角色形成了错位，作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职业标签的掩盖下隐身了，不仅容易构成对群体的误伤，也不利于社会公民意识的激活，事件的普遍性教训和公共意义反被稀释和压缩。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公共事件围观中，多一点就事论事，少一点标签先行，殊为必要。区分公民身份与职业身份，明晰个人与群体的界限，既是正确围观公共事件的“美德”，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